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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吴胜涛 定量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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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彦彦, 董晓杰, 王虹予.(2021).父母控制对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1(2), 115-132.

如何培养一个“亲社会”的人，不仅是关乎国家和人类命运的重大教育命题，也是日常生活中每一个父母都在思考、甚至困扰的问题。对待孩子，究竟是应该百般宠爱、任其在“爱”的环境下自由发展，还是应该严格管教、教其做人做事的社会规矩？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育者意识到，问题并非该不该管教，而是如何管教。近期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可以区分为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父母对子女的感觉和想法的管理，而后者主要是父母对子女行为的指导和监控。心理控制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方式，使儿童无法发展独立性和自主性；相对而言，行为控制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控制方式，父母通过对儿童外在行为的管理使儿童形成合乎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且这种行为规范的习得不需以对儿童的心理世界施加压力为前提。这里，我们关心两个重要而有趣的问题：积极的行为控制有利于亲社会行为的养成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一控制过程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本期推送的文章，来自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张彦彦教授团队。他们以中国高中生为样本，探讨了父母控制对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双重效应，以及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父母的心理控制负向预测子女的亲社会行为，而行为控制则正向预测子女的亲社会倾向；此外，认知重评这一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在行为控制和亲社会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父母的行为控制通过提高子女的认知重评而正向预测他们的亲社会行为。尽管这一结论只是基于高中生自我报告数据的相关分析和初步探讨，却是对亿万父母关心的孩子该不该管教及如何管教等问题的回应，并为理解当今各种教育理念分歧提供了科学参考。

父母控制对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张彦彦 董晓杰 王虹予**

摘要

家庭环境对个体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父母控制是指父母在教养活动中用以控制、管理子女的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可分为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两个方面（Barber,Olsen,&Shagle,1994）。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心理控制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方式，而行为控制在某些情况下具有一定地积极作用。本研究探讨了父母控制对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双重效应（dual effect），以及个体的情绪调节策略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随机选取了342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父母控制在预测子女亲社会行为时存在着双重效应。心理控制会抑制亲社会行为的发生，而行为控制则可以增加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且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在行为控制与亲社会行为之间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父母控制；情绪调节；亲社会行为；中介效应

* 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YJC190029）支持。

** 张彦彦，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作者，E-mail: zhangyanyan@jlu.edu.cn；董晓杰，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虹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引言

高中阶段是个体社会行为趋向成熟的重要时期，青少年经过了社会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亲社会行为的发展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结果和体现。青少年经历着生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亲社会行为的良好发展可以为其成年后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奠定基础，有助于帮助个体适应社会、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已有研究表明，亲社会行为水平较高的青少年幸福感更高、心理更健康，同时也有着更积极的情绪、更强的人际信任以及更高的自尊水平(Gilman, 2001; Rotenberg et al., 2005)。此外，亲社会行为可以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和改善，使青少年感知到更多来自家庭、同伴的社会支持，进而采用更为有效的、积极的方式应对自身所产生的焦虑、孤独等负性情绪。

（一） 亲社会行为及影响因素

美国心理学家Carlo（2002）将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定义为“社会中的个体在与社会中他人交往的情境中有意识地做出对他人有益的行为”。亲社会行为与利他行为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利他行为强调纯粹的、对别人有好处而对自身没有明显益处的行为,而亲社会行为则强调个体行为动机和外在表现的多样化，因此在概念上的外延更为广泛（寇彧等，2007）。亲社会行为不仅是一种行为上的表现，而且是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综合体。对于处在青少年时期的高中生而言，随着认知能力的不断发展，亲社会的态度和行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张铭迪,刘文,2012）。我国学者寇彧等人（2006）对具有本土代表性的青少年群体进行了访谈，通过内容分析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定义:“人们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时所表现出的积极友好的行为，其特点是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并且能够促成交往双方的和谐关系。”研究者进一步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编制了适合测评我国青少年群体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并开展了一系列实证性的验证研究（张梦圆、杨莹、寇彧，2015；杨莹、张梦圆、寇彧，2016）。

亲社会行为受到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在个体因素方面，近期研究发现，心理韧性（resilience）可以提高青少年“问题群体”（如抑郁或存在行为问题）的亲社会行为水平（Ungar & Hadfield,2019）。Ferguson等人（2019）区分了“有价”（costly）亲社会行为（如向慈善机构捐款）和“无价”（costless）亲社会行为（如捐献器官），并发现“礼貌”（politeness）和“同情心”（compassion）的特质与“有价”亲社会行为相关，而“智力”（intellect）则与“无价”亲社会行为相关。此外，Guo等人（2018）的研究发现,害羞特质会降低个体的网络亲社会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时期的行为发展以及社会化过程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的，所以家庭作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会对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产生影响。家庭因素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亲子沟通、父母教养方式、父母的价值观等都会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Putnick等人（2018）研究了来自9个国家的1178个家庭，发现在控制了父母年龄和教育水平之后，父母接纳（parental acceptance）可以显著地提高子女的亲社会行为。Ngai等人（2018）调查了1988名中国香港地区的青少年及他们父母的教养方式，结果表明父母的关心、自主和过度保护对于子女的亲社会行为有不同程度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父母的忽视对亲社会行为存在负向预测作用。

（二） 父母控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父母控制指的是父母在教养活动中经常用以控制和管理子女的、较为稳定的行为方式（Barber, 1992；杨慧芳、刘金花，1997）。父母控制是父母对孩子实施教养活动的重要方面，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釆用不同的控制方式，会对儿童的人格形成、情绪管理、社会性行为的发展等产生深远的影响。

Barber等人(1994)以“控制点”理论为依据，根据父母对子女的心理和外部行为两个方面的不同侧重，将父母控制分为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模式。心理控制是指父母试图侵扰孩子的内心，控制孩子的心理和情绪，抑制或妨碍其独立性的行为意图，包括“权力专断”、“引发内疚感”和“爱的撤回”等形式。这些形式会阻碍孩子独立能力的形成以及健康的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的发展。行为控制是指父母试图控制孩子在物质世界中的活动，通过施加规范、限制以及主动询问和观察等方式来管理和监督子女的行为，主要包括“主动询问”和“限定管束”等形式。

心理控制主要是父母对子女的感觉和想法的管理，而行为控制主要是父母对子女行为的指导和监控（Grolnick & Pomerantz, 2009）。已有研究发现，父母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对儿童青少年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其中多数研究表明心理控制是一种消极的控制方式，使儿童无法发展独立性和自主性，较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可能会导致较高水平的内化和外化问题行为。Barber（1996）发现心理控制程度与青少年的抑郁倾向呈显著正相关。我国学者李丹黎等人（2012）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与初中生的攻击和社会退缩均呈正相关，心理控制对攻击和社会退缩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高鑫等人（2016）发现父母的心理控制会对儿童的行为，以及自主性等一系列的心理社会功能产生消极影响。

相对而言，行为控制是一种较为积极的控制方式，父母通过对儿童外在行为的管理使儿童形成合乎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且这种行为规范的习得不需以对儿童的心理世界施加压力为前提。一些研究证实了父母的行为控制可以促进子女养成健康的习惯。例如，父母的积极强化和监控与儿童形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及运动习惯息息相关（Arredondo et al., 2006）。此外，父母的行为控制也可能会减少子女的消极社会行为并增加积极的社会行为。行为控制与青少年的反社会行为倾向和危险的性行为呈负相关（Barber,1996；Weber-Shifrin, 2003）。父母的监督可以减少青少年的危险驾驶行为和“路怒症”（Hartos，Eitel, & Simons-Morton，2002）。Wang 等人（2007）发现，父母的心理控制会引发青少年的心理及情绪困扰并增加消极的自我评价，而行为控制则能产生一些积极的社会行为结果（如学习能力的提高和违纪行为的减少）。然而，过多的行为控制也可能导致儿童更多的情绪障碍（张轶杰，康红英，陈蛟，2009）。Qin 等人（2009）通过对中国和美国被试进行追踪研究发现，随着儿童进入青少年时期，父母对儿童的过度干涉会影响儿童随后的情绪功能。

在父母控制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方面，现有研究多关注于心理控制对于亲社会行为的负面影响，而对行为控制的研究很少。Silk等人（2003）发现父母较多的心理控制和较少的自主性支持可以负向预测孩子的亲社会行为。Rueth等人（2017）通过纵向研究证实了上述关系，并发现父母的心理控制对愤怒的情绪调节障碍起到了进一步的中介作用。鉴于学者对行为控制的研究存在不一致的结论，本研究尝试探讨父母控制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双重效应，并假设心理控制会降低亲社会行为倾向而行为控制可能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

美国心理学家Carlo（2002）将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定义为“社会中的个体在与社会中他人交往的情境中有意识地做出对他人有益的行为”。亲社会行为与利他行为在概念上有所不同。利他行为强调纯粹的、对别人有好处而对自身没有明显益处的行为,而亲社会行为则强调个体行为动机和外在表现的多样化，因此在概念上的外延更为广泛（寇彧等，2007）。亲社会行为不仅是一种行为上的表现，而且是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综合体。对于处在青少年时期的高中生而言，随着认知能力的不断发展，亲社会的态度和行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张铭迪,刘文,2012）。我国学者寇彧等人（2006）对具有本土代表性的青少年群体进行了访谈，通过内容分析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群体亲社会行为的定义:“人们在社会中与他人交往时所表现出的积极友好的行为，其特点是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获益，并且能够促成交往双方的和谐关系。”研究者进一步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编制了适合测评我国青少年群体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并开展了一系列实证性的验证研究（张梦圆、杨莹、寇彧，2015；杨莹、张梦圆、寇彧，2016）。

（三） 情绪调节策略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监控、评估和修正情绪反应的内在与外在过程（Thompson，1991）。这一概念又可进一步分为“情绪调节能力”和“情绪调节策略”两个方面。其中情绪调节能力是指个体抑制、增强、保持和修正情绪唤醒，以实现个人目标的能力（Eisenberg &Moore et al.,1997）；情绪调节策略是认知过程，指个体为达到情绪平衡状态，对情绪进行有效调节，使个体适宜环境和社会需要的一种重要手段（刘志军，白学军，刘旭，2009）。

情绪调节对个体产生何种情绪、何时产生情绪以及如何体验和表达这些情绪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情绪调节的过程中，个体首先会对自身情绪反应状态进行体察与评估，然后根据不同的情绪调节目的采取相应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是降低情绪反应时最常用且最有价值的策略（Gross，2002）。认知重评是指个体通过改变对情绪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使自己能够以一种更为积极的方式去理解负性情绪事件，或是通过对情绪事件进行“合理化”的方法来调节情绪，是先行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而表达抑制是指个体抑制将要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绪表达行为，是反应关注的情绪调节策略。

不同类型的情绪调节策略会对个体的社会行为产生不同影响。由于表达抑制会分散注意并掩盖重要的社会互动信息，因此会对人际沟通和互动产生消极影响；而认知重评可以降低负情绪的心理体验与行为表达，增强正情绪的心理体验和行为表达，因此，会对人际沟通和互动产生积极的影响（王振宏、郭德俊，2003）。大量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策略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诸多因素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Hipson等(2019)发现害羞会影响亲社会行为，而主动的情绪调节在上述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此外，情绪调节能力也会对亲社会行为产生正向预测作用（Hein， Röder, & Fingerle, 2018）。

（四）父母控制、情绪调节策略和亲社会行为三者的关系

基于Morris等（2007）提出的三维假设模型，家庭环境中的观察学习、教养方式和家庭情绪氛围在不同程度上会对儿童的情绪调节产生影响。因此，父母控制会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Kliewer等（1996）发现，父母接受与儿童的积极进取和寻求帮助的情绪调节策略有密切联系。我国学者贾海艳和方平（2004）发现，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情感温暖、理解）可以促使青少年较多地使用成熟型的情绪调节策略（求助和解决问题）；父母对孩子的过度干涉、保护等则会导致青少年较多的使用不成熟型的情绪调节策略（自责和幻想）。此外，父母的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子女情绪调节中的表达抑制策略（赖雪芬等，2014）。

现有研究发现父母控制不但会对情绪调节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情绪调节进一步影响到个体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例如，Rueth等人（2017）的研究表明，父母的心理控制可以负向预测子女的亲社会行为，且对于愤怒情绪的调节不良起到了进一步的中介作用。Goger等（2020）的研究则发现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越高，个体的焦虑水平也越高，情绪调节能力水平越低，而自我报告的情绪调节困难在心理控制和焦虑水平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尝试将情绪调节策略作为中介变量，尝试建立父母控制、情绪调节策略和亲社会行为三者间的中介模型，并探究父母控制中的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在影响亲社会行为方面的不同作用。

具体而言，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父母控制会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其中心理控制会减少亲社会行为，而行为控制可以增加亲社会行为。

假设2:情绪调节策略会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其中认知重评可以增加亲社会行为，而表达抑制会减少亲社会行为。

假设3:父母控制会影响青少年的情绪调节策略。其中心理控制会减少认知重评并增加表达抑制；行为控制会增加认知重评并减少表达抑制。

假设 4:情绪调节策略在父母控制与亲社会行为间存在中介效应。具体而言，行为控制可以通过增加认知重评或减少表达抑制进而增加亲社会行为，而心理控制可以通过减少认知重评或增加表达抑制进而减少亲社会行为。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

为了增加样本代表性,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本研究选取了辽宁省两所不同类型的高中（一所为普通高中，一所为职业技术高中）三个年级的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42份，回收率86%。其中男生161人，占47.10%；普通高中学生158人，占46.2%；高一年级154人，占45%，高二年级91人，占26.6%，高三年级97人，占28.4%。被试的平均年龄为M=17.05（SD=1.01)。

（二）测量工具

对父母控制的测量采用 Wang 等（2007）编制的《父母控制问卷》的中文版。主要包括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两个维度。其中心理控制包括 18 个题目，主要测量父母在引发内疚感、爱的撤回和权力专断三个方面的行为。行为控制包括 16 个题目，主要测量父母在主动询问和限定管束两个方面的行为。问卷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父母对子女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的水平越高。

对情绪调节策略的测量采用Gross（2003）《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ERQ）的中文修订版（王力等，2007）。修订后的问卷共 14 个题目，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7个题目。采用 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于使用某种情绪调节策略。

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测量采用寇彧课题组的《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Prosocial Behavior Scale for Adolescent, PBSA）。该量表包括四个维度：利他性、遵规-公益性、关系性和特质性。以此四维度为基础，经过两次修订，最终量表包括15个题目，采用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在该维度上亲社会行为的表现水平越高(1)。

(1)感谢寇彧课题组提供的最新修订版问卷，请联系原作者获取问卷。

（三）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3.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三 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出现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主成分因子分析总共得出了3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81.80%，其中,第1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31.70%。且析出的3个因子中没有单个因子解释40%以上的变异量。由此可以得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 量表信度及效度检验

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表明，《父母控制问卷》、《情绪调节问卷》和《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在总体及子维度上的信度均良好（见表1）。

同时，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对三个量表分别进行效度分析。KMO值分别为0.92, 0.88和0.89，Bartlett球形度检验显著性均为0.000，表明研究样本适合做因素分析。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在固定因子数量后，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素旋转，得到各项目的因子载荷均在0.4以上，累计可解释方差分别为47%、51%和40%。结果说明三个量表的 效度均良好。

（三）父母控制、情绪调节策略和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

对父母控制、情绪调节策略和亲社会行为的总体均值和标准差进行描述统计后，对各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它们在性别上的差异（见表2）。

结果表明，青少年总体亲社会水平较高（M=5.18，SD=0.84）。父母心理控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t=3.97, p<0.001）。相比于女生，父母对男生更多的采用心理控制。但在父母行为控制及其各维度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情绪调节策略方面，男生比女生更多地采用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t重评=2.38, p=0.02；t抑制=5.09, p<0.001）。此外，男生和女生在亲社会行为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相关分析

对父母控制的两个维度（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情绪调节策略的两个维度（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与亲社会行为进行相关分析（见表3）。结果表明，与假设1一致，亲社会行为与父母控制存在显著相关。其中，心理控制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0.12,p=0.02），即父母对高中生的心理控制程度越高，高中生的亲社会行为水平就越低；行为控制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r=0.38,p<0.001），即父母对高中生的教育更多地采用行为控制方式，高中生的亲社会行为总体水平就会越高。此外，在行为控制维度上将数据拆分为前27%的低分组（行为控制适度组）和后27%的高分组（行为控制过度组），结果发现对于两组而言均存在行为控制与亲社会行为的正相关（r低分=0.21,p<0.001；r高分=0.39，p<0.001）。

另一方面，与假设2部分一致，亲社会行为与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维度呈显著正相关（r=0.39,p<0.001），但亲社会行为与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表达抑制维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r=0.05，p=0.35)。

与假设3部分一致，父母控制与情绪调节策略存在相关性。其中，心理控制与表达抑制存在显著正相关（r=0.21,p<0.001），即父母对高中生的教育更多地倾向于采用心理控制的方式，个体就越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来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节。心理控制与认知重评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r=0.02，p=0.77)。另外，行为控制与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维度和表达抑制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r重评=0.21,p<0.001；r抑制=0.17,p=0.002），即父母对高中生更多采用行为控制的方式，一方面会使子女倾向于选择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但也同时会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

（五）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回归分析。以亲社会行为为因变量，以心理控制、行为控制、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首先，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都可以显著的预测亲社会行为，但作用相反（t心理=-3.38，p=0.001; t行为=7.57，p<0.001）。上述结果与假设1一致，即心理控制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而行为控制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其次，认知重评对亲社会行为有正向预测作用（t=7.55，p<0.001），而表达抑制可以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t=-3.27,，p=0.001）,这与假设2一致（见表4）。

最后，分别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为因变量，以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心理控制可以正向预测表达抑制但不能预测认知重评（t抑制=3.50，p<0.01；t重评=-0.47，p=0.64）；而行为控制则对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都有正向预测作用（t抑制=2.43，p=0.02；t重评=3.93，p<0.001），这与假设3部分一致（见表5和表6）。

（六）中介效应检验

鉴于传统中介效应检验的方法（温忠麟等，2004）存在分析不够深入，未能明晰复杂中介效应等问题（陈瑞等，2013），本研究采用Preacher 和 Hayes(2004)提出的Bootstrap方法对假设4中的四种可能中介路径进行检验。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模型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使用Bootstrap方法选取95%置信区间对样本进行重复抽样5000次。结果表明，仅有当认知重评作为行为控制影响亲社会行为的中介变量时，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0.03，ULCI=0.14)，这说明认知重评的间接效应显著，但间接效应仅占总效应量的18%。与假设4部分一致，认知重评在父母的行为控制对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见表7和图1)。

四 讨论

（一） 父母控制和情绪调节策略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主要考察了父母控制和情绪调节策略对于高中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中生的亲社会行为与父母控制有关，但不同的控制方式对于亲社会行为的作用是相反的。具体而言，父母的心理控制可以负向预测高中生的亲社会行为。与以往大量研究的结果一致，心理控制的消极作用会导致青少年产生各种内化和外化问题（Bean，2006）。父母通过引发内疚感、爱的撤回和权力专断等心理控制的方式侵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试图控制孩子的心理和情绪，可能会使其产生内疚、自卑等情绪体验，此时青少年往往更倾向于关注自身和进行自我保护，而忽视了周围的人和事，甚至表现出敌意。

然而，行为控制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即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程度越高，子女的亲社会倾向越强。与心理控制的影响不同，父母的行为控制能够减少外化行为问题并增加孩子的积极行为（Wang,Pomerantz,&Chen,2007）。父母通过主动询问和限定管束，在对孩子的行为施以规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他们自主空间，进而促使个体表现出较强的亲社会倾向。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亲社会行为方面，父母控制存在着“双重效应”。相对心理控制而言，父母对子女行为的监督具有积极的作用。

在情绪调节策略方面，与假设一致，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可以正向预测亲社会行为，即个体越善于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调节，其亲社会行为水平越高。同时，表达抑制对亲社会行为有负向预测作用，即个体越倾向于抑制自己的情绪表达，其亲社会行为水平越低。已有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策略会对个体的生理、心理和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黄敏儿、郭德俊，2002）。因此，认知重评可能通过增加积极的人际交流和互动，进而提高亲社会行为；而表达抑制可能分散了注意并掩盖重要的社会互动信息，因此会对人际沟通和互动产生消极影响（王振宏、郭德俊，2003）。然而，由于表达抑制是对情绪的短暂控制，相对认知重评而言，它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长期效果不佳（胡金萍、种道汉，2019），因此未来可采用纵向研究对两种不同情绪策略的作用效果展开进一步探究。

（二）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认知重评维度在父母行为控制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父母的行为控制提高了个体采用认知重评情绪调节策略的倾向，进而表现出亲社会行为。当个体进入青少年时期后，自主性需求增强，此时父母就需要在给予自由与施以监督之间找到平衡。父母对子女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但同时给予了他们心理上的一些空间和自由。同时，父母进行及时有效的指导与监督，可能会促使孩子学会选择更为积极和成熟的情绪调节策略，进而提高他们表现出亲社会的行为倾向，逐渐完善社会化过程。然而，本研究并未发现心理控制、情绪调节与亲社会行为的中介模型，这可能是由于研究中父母心理控制的水平总体较低（M=2.44）导致出现了“地板效应”。同时，个体表现出来的行为问题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两类，而以往研究发现父母的心理控制多与儿童和青少年的内化问题有关，如焦虑、抑郁和低自尊（Settipani，O'Neil，Podell，Beidas，& Kendall，2013；Bireda & von Krosigk，2015）。鉴于本研究考察的亲社会行为属于外化行为，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中介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

（三）父母控制、情绪调节策略和亲社会行为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发现高中生的亲社会行为整体水平较高，这说明高中阶段的青少年群体与社会的联系逐渐紧密，亲社会行为被认为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父母控制的心理控制方面，男生比女生报告了更多的父母心理控制，这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Barber, 2002)。在情绪调节策略方面，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这也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Cabello et al., 2013; Flynn et al.,2010）。但本研究中的男生比女生更倾向于使用认知重评的情绪调节策略。这一结果是否受到了文化因素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检验。此外，由于本研究被试同质性较强，未能发现其他人口学变量（如年龄、家庭结构等）对于父母控制、情绪调节策略以及亲社会行为的影响。采用生命史视角的研究者发现，早年生活压力（如青少年时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较低的亲社会水平有关（Wu，Guo, Gao, & Kou, 2020），因此，扩大样本异质性或许会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更多证据。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以往研究侧重于考量父母控制中的心理控制对子女心理健康及社会行为的消极影响，而对行为控制的作用存在着不一致的结论。本研究一方面验证了心理控制在亲社会行为领域中同样存在着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探讨并发现了父母的行为控制对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行为控制是否适度可能会调节这种积极作用，即过度的行为控制可能会降低亲社会行为。本研究将行为控制拆分为高、低两组，但结果表明对于高分和低分组均存在着行为控制与亲社会行为的正相关。这与假设并不一致，鉴于本研究中测量的是子女感受到的父母行为控制程度的高低，而这种行为控制是否因“过度”而成为压力和心理负担则需要进一步考量。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应考虑在测量父母的行为控制程度之外，同时测量子女主观感受到的行为控制“适度与否”，并将其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探讨父母控制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这或可为化解前人研究中的矛盾提供一定的启示。

其次，本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受到了样本量、样本代表性和研究方法的局限，未来研究应考虑增加样本量并可尝试通过纵向研究考察变量间因果关系。同时，虽然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工具结合了本土文化背景的优势，但通过问卷法来测量亲社会行为可能会受到社会赞许性的影响。未来研究应考虑通过实验法、观察法等多种方法来测量亲社会行为，并与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

另外，文化环境对亲社会行为的作用已逐渐引起社会心理学界的关注。Chernyak等（2018）研究了赞比亚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并验证了个体特质（儿童的认知能力）和家庭环境因素（母亲对于村子里存在“不公平”现象的态度）都会影响子女的亲社会行为。Streit等人的最新研究（2019）调查了381名拉丁美裔的美国青少年，结果表明种族社会化可以通过影响种族认同和文化价值观进而影响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因此，未来研究或可考虑进行跨文化比较，检验现有研究结果的文化差异。

主要参考文献

寇彧，洪慧芳，谭晨，李磊，2007，《青少年亲社会倾向量表的修订》，《心理发展与教育》第1期，112-117页。

王力，柳恒超，李中权，杜卫，2007，《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第6期，503-505页。

王振宏，郭德俊，200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第6期，第629-6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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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丨吴胜涛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